改革草案并非一张简单的蓝图，而是一系列试点项目和倡议的混合体。这种形式让国企改革进程的评估困难程度大大高于金融自由化改革。但纵观全局，这次行动可能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最大规模国企改革的开始。当时为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对国有部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
近几周来，中国一些大型国企已经宣布分拆和重组计划，地方机构也开始试验新的管理结构。政治人士透露，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济智囊团的六个团队中，侧重于国企的团队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知情人士透露，该团队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
到目前为止，该团队的成员名单尚未被公布。负责监督大型国企的政府机构顾问张春晓(音译)指出，“不管由谁来领导，经济改革团队都是这六个团队中最重要的。”
上周，中国旗舰投资企业中信集团公布了向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注入主要运营业务的计划细节，交易规模高达365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桩交易应该能够改善中信集团的管理状况和外部审查结果。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推进中，中国政府出售或关闭了数千家企业，裁员人数多达3000万，国企规模从26万家减少至11万家左右。此举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为民营企业开放了更多空间，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这一次并不存在通用的解决方案。
推崇私有化的北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上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不同。”在他看来，利益集团和机构惰性的抵制是最难攻克的障碍。
毫无疑问，现在已到进行新一轮大改的时候。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债务也是越积越多，且深陷产能过剩的漩涡。统计数据显示，113家中央政府控股企业在2008年至2013年的借贷就高达18万亿元(约合2.89万亿美元)，负债股权比率增长40个百分点至192%。再加上地方政府控股的11万家企业的借贷，中国国企借贷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约一半的份额。
汇丰银行全球研究团队中国股权策略负责人Steven Sun表示，“国有企业的金融杠杆化水平太高。”根据他的计算，在过去的五年内，中国国企将业务运营所得的现金流全部用于扩大产能，这一比例是非金融标准普尔500企业的两倍。
Steven Sun说，“国企需要进行缩减，而缩减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部分股份卖给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
中国的一些省份和大型城市已经开始进行试验，让更多非政府资本进入国企，并且敞开怀抱来拥抱新的管理结构以及激励举措。包括广东、安徽、湖南、贵州、山西在内的省份，以及上海、重庆、天津和珠海等重要城市均已公布私有化计划。
